我的中心思想
若從我的閱讀和寫作的範圍及其性質來看,好像非常龐雜。其實我在臺灣南部閱讀《大藏經》的階段,已經有了一個明確的思想路線。我必須承認,受到太虛大師和印順法師兩人很大的影響。到了日本,撰寫論文期間,也受到蕅益大師的影響。我在前面已經講過,蕅益及太虛兩人,都有佛法一體化的所謂「圓融」的主張,那也就是中國本位佛教的特色。我是中國人,我對中國的佛教不能沒有感情,所以不僅能理解他們的用心,也很佩服他們的用心。中國佛教,應該具有中國文化的特色才對。至於印順法師,他是從印度佛教的基礎來看佛教的發展,所以他並不因為自己是中國人而對中國的佛教做偏袒的理解。印順法師的佛學思想是淵源於《阿含經》及《中觀論》,那就是以「緣起性空」、「性空緣起」為他的立足點,然後再去博涉印度的大小乘佛法以及中國的各宗派思想。
我在行持上,主張採用原始佛教的精神,也就是以戒、定、慧的三學並重,所以我開始對佛學做比較深入的探索之時,就是從戒律的問題著手,然後研讀各種禪數之學的禪經禪籍,從印度的次第禪觀到中國禪宗的頓悟法門。事實上《阿含經》的本身就是在闡明慧學的同時,也在宣揚定學,而定學必須要有戒學的基礎和慧學的指導,否則,不落於魔境,便滯於世間禪定而不得解脫。
我在慧學方面,是從印度佛教的原始聖典《阿含經》入手,對於《阿含經》中所說「此生故彼生,此滅故彼滅」的緣起緣滅的道理,印象非常深刻,故當我解釋或說明佛法根本義理的時候,一定會從這個立足點上出發又回到這個立足點來。就是我現在所弘傳的禪學,若以中國禪宗祖師們留下的文獻來看,是屬於如來藏系統的思想,可是我把佛法回歸到緣起性空的原點,不論在修行方法的指導和修行理念的疏通,我都會指出最基本的立場,那便是所謂三法印:「無常、無我、寂靜。」如果偏離三法印的原則,那就很容易跟外道的常見和斷見混淆不清了。
至於我自己的專攻,所花時間比較多的,用心比較深的,只有兩個項目:
第一,是大小乘戒律學的探究。我寫第一本比較學術性的著作,就是《戒律學綱要》,在我們中華佛學研究所召開的第一、二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中,我所發表的論文,也是戒律的範圍。我自從一九六五年出版《戒律學綱要》以來,繼續撰寫與戒律相關的文字,收於《學佛知津》中的有十六篇,集於《佛教制度與生活》中的有八篇,我的目的不在於復古泥古,乃在尊古而切合時代的實用。例如當我發現釋迦牟尼佛時代的三皈五戒,是所有在家信眾共同必守的正確信念及生活軌範,到了中國,五戒竟成了很難遵守的條文。另有沙彌十戒及八關戒齋,應該是輕而易持的,到了中國竟會變得相當困難。比丘比丘尼戒在佛世的印度,不是那麼嚴格得無法實施的,到了中國,竟會讓人覺得沒有幾位僧尼能夠持戒清淨。菩薩戒的彈性很大,可是到了中國,被幾種菩薩戒經的不同要求,弄得徒有具文。如果能夠掌握了大小乘戒律的制戒原則及其持守精神,便不難將之實用到我們現代人的生活中來。這是我要研究戒律並撰寫戒律的動機。
第二,是跟我博士論文的主題相關,那就是明末的中國佛教,對於當時特定人物的研究,以及特定主題項目的研究,是歷史的,也是思想的。以現代化的治學方式來研究中國佛教,先進的日本及歐美學者們,已做得不少,但他們所著眼的,多是以中國古代的資料為主。對近世的明清佛教迄於二十世紀的現代佛教,尚少有人探索。其實在明末清初的階段,中國佛教界出了許多大師級的僧俗學者,並且影響到現代中國佛教的成長延續。不論是義理之學及應用之學,包括禪、戒、淨土、天臺、華嚴等思潮,從傳統的立場,來看現代的中國佛教,多多少少都可以在明末的佛教思想中,得到消息。可是,正如我在《明末佛教研究》的〈自序〉中所說的那樣:「在我的學位論文問世之前,學界對於明末的佛教,尚是一塊等待開發的處女地。」目前雖在美國及我國內,已有幾位學者,把研究重點置於明清的佛教,但是明清佛教的資料非常豐富,尚有待於研究的項目很多,我僅拋磚引玉而已。
在對於宗教學的探索,那是我二十五歲至三十七歲之間的興趣,到一九六八年之後,我就把它放下了。
有關於禪學,我沒有做多少學術性的研究,雖然我被哈佛大學的一位教授Kenneth Kraft博士邀請,為他所編的Zen Tradition and Transition(《禪的傳統和演變》)一書,寫過一篇名為〈坐禪〉的論文,從歷史的觀點談坐禪的演變,由美國的Grove Press於一九八八年出版。我也寫過〈禪與禪宗〉、〈壇經的思想〉,發表於《中華佛學學報》,但我畢竟不是以禪學作為研究題材的專家,我只是用禪宗的資料來傳播禪法的修行。雖然我已以中、英文出版了有關於禪的著作十多本,而那都是實用性的觀念指導和方法指導。
我也在《中華佛學學報》上發表過〈密教的考察〉及〈淨土思想之考察〉,在留學期間曾經寫過〈天臺思想的一念三千〉等論文;近年以來,我也留心藏傳中觀應成派的佛學思想,故於一九九二年秋,出版了一冊《漢藏佛學同異答問》,卻多是我的副業,不是我的專門。
從整體思想而言,我不屬於任何宗派與學派,但當我講解某一部經、某一部論或某一部中國祖師們的著作之時,我不會用原始佛教的觀點來解釋他們,他們怎麼講,我也怎麼說,而是用他們自己的思想來介紹他們的思想。例如我講華嚴的「五教章」時,不會用《阿含經》或《中觀論》的觀點來批判它,我講《大乘起信論》、《圓覺經》時,也不會用唯識學的觀點來說明它們,而我在講《成唯識論》時,也不會用如來藏的思想跟它混淆。
直到現在為止,我並沒有宗派,我並不一定說自己是禪宗的禪師,或是那一宗的法師。如果把佛法的源流弄得比較清楚,回歸佛陀時代的根本思想,那就可以把自己跟全體佛教融合在一起,能夠理解、同情,和承認各系各派的各種佛教思想,而不會受到他們之間彼此互異各執一是的影響。應該說:我是站在十字路口的街沿上,看風光宜人的各色街景,這就是我的中心思想。
(本文節錄自《聖嚴法師學思歷程》〈站在路口看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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