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 文/人間福報社論

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



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本月五日在美國國家圖書館接受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此一獎項被美國新聞界視為人文學科的諾貝爾獎。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戴上西方人文獎的桂冠，已經是一個難得的殊榮，而他將中國研究帶向世界學術主流，更證明他的學術地位。此外，他對大陸民運人士的協助，也體現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文主義精神。

美國國家圖書館館長畢林頓在頒授獎章致詞時，讚譽余英時是當代最偉大的中國思想史學家，他的著作超過三十本，跨越歷史年代逾二千年，涵蓋整個古今中國史。他在研究中國史學、思想與文化上的影響力，跨越科際、時空和議題，深深觸及重大問題和人性的真諦。

余英時在得獎演說中，闡述他研究中國歷史的緣由，認為之所以獲得克魯格獎的原因有二：一是希望透過他彰顯中國文化傳統，一是透過他彰顯作為一門學科的中國思想史。這兩者正是他終身追求的領域。他在演說中強調，中西文化的許多基本價值是重疊的，而承認共同的人性和人類尊嚴，就是「道」的精神所在。顯然匯通了中西文化的精髓。

他在接受記者訪問時，對於兩岸時局有深入的觀察和建言。他認為台灣最大的問題在於「人病了」，台灣政治脫不了情緒，面對當前最嚴重的貪腐問題，他認為是過去累積下來的惡，建立好的制度，其重要性要遠超過依賴一個好的領導人。而台灣目前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超越黨派的共同是非和共同利益觀點。針砭時局可謂一針見血。

余英時曾經說自己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會持續觀察、評論政治，但不會參政。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他在美國學術界發起聲援活動，公開支持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對於「六四」事件後流亡海外的知識分子和學運領袖來說，普林斯頓的「中國學社」是他們人生旅途中最難忘的驛站和庇護所。也因為中共政權在「六四」事件中展現的暴政，余英時決定不再踏上中國大陸一步。

中研院王汎森院士說，余英時是純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是韋伯所說的，以學術為一生志業的知識分子。但他不是唱高調的自由主義者，而是有著深厚的中國儒家與西方啟蒙思想的人文主義傳統在背後支撐。余英時對人的根本主體性無可妥協的尊重，反映在他面對極權政權時的態度。

大陸學界對余英時也甚為推崇，認為他的治學態度，多得益於頗具儒家風範的學術情懷，作為錢穆的嫡傳弟子、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的身分，以儒學考之於西學，以西學證之於儒學，使他得以自由馳騁於中西學術之間。對於中國文化對抗西方文化半個世紀，他認為，一旦中國文化回歸到「道」的主流上，中西之間的對抗即將終結。

余英時獲得人文諾貝爾獎，實是實至名歸，不僅獲得西方學術界的認可，同時也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不論是他的治學態度、知識分子的情懷，都值得當代知識人效法，尤其是一些熱衷政治而又蔑視傳統文化的知識分子，更應該省思。